红军长征感人故事（通用17篇）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通用17篇）

故事一般都和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他们迫切地希望认识自然，于是便以自身为依据，想象天地万物都像人一样，有着生命和意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红军长征感人故事，欢迎大家分享。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空着肚子，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挨地向前走着。背上的枪和子弹就像一座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也好啊！

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声嚷：“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万儿八千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他笑了起来，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两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他问我。“金寨斑竹园！听说过吗？”

“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了去。“我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我们必须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了一大段。

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来吧，我背你走！”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别磨蹭了！你想叫我们俩都丧命吗？”他不容分说，背起我就往前走。

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

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他急忙说，“我掉进泥潭里了。”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他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我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要记住革命！……”

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

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长征苦，最苦是雪山草地。”90岁高龄的老红军郝毅缓缓地说。

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说：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

多年以后，李中权才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

追兵越来越近，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

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

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61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可敬的先烈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國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

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國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

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

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

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

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祝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

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

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们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水旱相接的边缘地带。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总部和党校的同志刚做完宿营准备工作，朱总司令来到了。

总司令身穿打了不少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脚穿一双草鞋，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皮包，拄着一根棍子，棍子的两头已近磨得溜光圆滑。为了党的事业日夜操劳，加上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总司令比过去显得黑瘦，额上的皱纹也比过去深了，密了。

总司令站在一个草坡上，边喊边招手：同志们快来呀，告诉你们几个好消息。

一霎时，这喊声就把大家吸引到草坡的四周来了，总司令看前面的人群，兴奋地说：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领导的北上红军和陕西的红军打了大胜仗啦!总司令把“大胜仗”三个字拉得长长的，加重了语气。人群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总司令也激动得和大家一道使劲地鼓掌。接着，总司令又报告了两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水草地，而且有了一条牦牛。

“牦牛!”很多人惊喜得叫起来。在这个渺无人烟的草地上，哪来的牦牛呢?经过总司令的解释，才知道是先头部队送给我们的。最近一个星期，我们每天两餐，每餐只有二两左右的炒面泡水充饥，再过几天，二两炒面也会发生困难。现在居然有了一条牦牛，怎么不叫人高兴呢?“把牦牛杀了，美美地吃一顿。”我们都这样想。但是仅仅一条牦牛，怎么够好几百口人吃呢?

总司令一下就把我们的心思猜中了，他笑着说：不能一顿吃了呀，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哩。同志们，过日子要有个长远打算，不能光看到鼻子尖上。宁愿顿顿缺，不愿一顿无呀!我们四川有句俗话，“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我们可不能那样啊!

听着总司令的话，我们顿时觉得脸上有些发烧，内心感到很惭愧，大家纷纷议论要把这条牦牛留到最困难的时候。

总司令说：我的意见是把牦牛杀了，留下牛皮牛肉做干粮。牛骨头炖野菜，营养好的很，是我们今天最好的晚餐。等一会，大家去扯点野菜吧，他说罢，用征求意见的眼光向四周看。

“好!”“同意!”大家喊了起来。

开始挖野菜了，我们几个女同志走在一块。这时，总司令又出现在我们身旁，他给我们介绍草地上的各种野菜的名称：什么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总司令还能说出各种野菜的生长期和味道。我们一面按照他的指点挖野菜，一面想：总司令对野菜这样熟悉，他一定没少吃。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和红军战士一道，历尽千辛万苦……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总司令几眼，看到他那显得有些苍老却十分刚毅的面容，看着他那露这一道道青筋、正在拉扯野菜的手，我的心无法平静下来。

总司令一面细心地寻野菜，一面给周围同志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教导我们每一个***员应该怎样对待困难，经受生活的严峻考验。他说：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一定能走过草地，到达陕北，见到毛主席;就一定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听着总司令的话，我浑身增添了力量，连肚子也不象刚才那么饿了，拔起野菜来也格外轻快了。

草地上的野菜并不多，寻了个把钟头，每个人才弄到一小把。我们把野菜洗干净，送到炊事班去。

临时伙房设在草地上，几口行军锅成“一”字形排列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内热气腾腾，一块块巴掌大的牛骨头，被沸腾的水卷起来又按下去。一阵微风吹来，香喷喷的牛肉气味直钻鼻孔。大家谈笑着，赞美着，都说今天的晚餐是一顿丰盛的“牙祭”。

开饭了，就餐的人们，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都有。草地真是一个又大又好的露天餐厅。我盛了一碗野菜坐下来，一眼就看到总司令也端着一碗野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哩。他边吃边向旁边的.战士们称赞野菜的味道。战士们见首长和自己在一块吃野菜，又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都争着与总司令拉话。

一个年轻的警卫员端着个大碗递给总司令，这是一碗米粥。粥可真稀，人影子都照得出来。总司令瞧了瞧，皱着眉头问：“这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说：“先头部队送牦牛来时，顺便捎来一点点大米给您熬粥喝。”总司令温和地说：“给病号送去吧。我吃牛骨头煮野菜，营养好的很。”说罢，夹把野菜往嘴里送。他吃地那么香甜，看不出有丝毫难咽的样子。说实在的牛骨头炖野菜，闻起来香喷喷的，可一吃起来就不是滋味。就说那个野葱吧，香气和家葱一样，味道却像刚结出的李子，苦涩得使人难受。

警卫员知道总司令是说一不二的，尽管心里有些舍不得，也只好端着稀粥向病号那边走去。

病号中有个是党校二连连长，发高烧已经两天了，一点食物也没沾牙。可是他宁愿自己多忍受点艰苦，也不愿吃掉自己敬爱的首长的稀粥。其他几个病号也和他一样。警卫员没法，只得仍旧端回去，可是总司令又叫他送过来。这样来回几趟，弄得警卫员不知听谁的好。怎么办呢?稀粥都要凉了。大家知道我和总司令比较熟悉，便推我去劝说。

我走近总司令，说：“总司令，我看着稀粥还是应该您吃。论职务，您是首长;论年纪，您比我们大;论身体，您不比我们青年人。”我边说边扳指头，一口气把想好的这些理由都说出来。总司令听了，呵呵地笑起来，他踱到人群中间，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同志们，稀粥还是应该病号吃，他们有病啊!”总司令说着，慈祥地望着大家。大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在这时，康克清同志来了。她明白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后，就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粥碗，对总司令说：“老总，你就尝尝吧。你不吃，他们是不会吃的。”说罢，用勺子盛了两三口粥倒在总司令冷碗中，余下的分给四个病号。总司令喝完粥，举起碗来向着病号说：我已经吃了，同志们快吃吧!

那个连长噙着眼泪，向其他病号说：“吃吧，不吃会辜负总司令的心意的。”病号都被感动得哭了。我们望着敬爱的总司令，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夕阳把草原映得更加光辉灿烂。总司令那稳健的身躯，有如一株青松，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巍然高大。

红军鞋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邓秀英和邓玉乾是姐弟俩，那一年，姐姐13岁，弟弟6岁。爸爸是一名红军战士，他要参加长征了，妈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也长征!就这样，他们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长征。

妈妈背上铺盖卷，邓秀英和弟弟在后面跑，可是即便这样，前面的队伍走得很快，他们根本跟不上队伍，更找不见爸爸在哪里。妈妈背上是沉重的铺盖，怎么办?邓秀英决定背上弟弟邓玉乾，可是，邓秀英才13岁，身高还不到1.3米，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弟弟邓玉乾虽然才6岁，身高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

妈妈就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结结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弟弟很重，邓秀英只好猫着腰向前走去，一开始还不觉得累，可是，走一会儿，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到了休息的时候，赶紧让妈妈把弟弟解下来，这时候，邓秀英才能歇口气。

草鞋很不结实，总是走一天就穿烂了，休息的时候，邓秀英发现自己的脚趾头、脚后跟都给磨破了，结成了痂。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邓秀英懂事了，知道哭也没用，可是弟弟很小，在枪声中都没有哭过，却总是饿得哇哇大哭，每次有吃的，她们母女俩总是让弟弟先吃。然而，吃的实在太少了。又一次，妈妈饿晕了，倒在了地上，邓秀英以为妈妈死了，姐弟俩趴在她身上大声哭喊，后来，有个红军叔叔看见他们了，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把豌豆面，邓秀英就把豌豆面喂到妈妈嘴里，过了好久，妈妈终于醒了……

邓秀英搀扶着身体虚弱的妈妈，背着走不快的弟弟，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土匪把他们带到在一片密林里，把这母子三人当做奴隶卖掉了，而且卖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从此，这母子三人身在异处，不知道亲人下落，更不知生死。

过了7年，邓玉乾从主人家逃了出来，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母亲，也找到了姐姐。

湘江血战后，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努力下，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了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原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的.二层小楼里，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这是中国***成立14年来，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1924年6月，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她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十分有文化。父亲看重读书，也教王新兰姐妹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从小就向往革命。她有个叔叔叫王维舟，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受叔叔的影响，王新兰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回到故乡，但仍然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家里经常被作为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小心兰那时才六岁。

她见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一来了就关起门来，还不让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哥哥姐姐，大家嫌她小，都不告诉她。小心兰十分不服气。

但王心兰人小志不小，她曾经好几次帮叔叔送秘密信件，都成功了呢。

因为心兰人小，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有时候家人就让她去送信。心兰送了几次，都顺利送到了。家里人放了心，都称赞她是革命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王心兰就对革命充满着向往，她希望可以像叔叔和哥哥姐姐那样，参加秘密会议。

1933年，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决定进行转移。心兰的姐姐王心国已经参加了红军，要随部队转移。当时九岁的心兰不舍得姐姐，坚持要跟着她参加红军。

哥哥姐姐都劝她留下，母亲也舍不得小女儿，但心兰铁了心，就要参加红军。

“你参加红军能干什么?”母亲问。

“我能唱歌跳舞，会画画，还会写字。我还能送信呢!”

王心兰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但红军看她太小，不同意。她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心兰闷闷不乐。天天愁眉苦脸的。

王心国没有办法，只好把心兰领到了红四军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主任。徐主任打量着心兰，见她剪着短发，一身小旗袍，红扑扑的脸蛋，小小的个头，还没有枪高呢，就笑着拒绝了。

心兰一下子哭起来，姐姐可舍不得了。赶紧给她说情。

徐立清想了想，说：“好吧!收下你了!”心兰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新兰在宣传队，带着快板、笛子边走边宣传动员。山路崎岖(qíqū)难走，宣传队的同志们又都年轻，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

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chān)着轻伤员走。

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宣传队员们就在寒风飞雪中把宣传棚搭好，等着大部队到来好给战士们鼓劲。大部队来了，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上山的红军，一遍遍说着她早已经背得烂熟的顺口溜儿。

在宣传队员们清脆的歌声里，一队队红军走过去了，向山顶艰难地行进。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劲儿，红军战士们都很感动，更加用力地向上爬。一个师过去了，又一个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

这时，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队走过来，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太久。”

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跟着几个队员上山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雪山顶，她气喘吁吁地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在她身后，还有好多战士没上来呢。她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飞机”滑下了山。

过了大雪山，部队到达了懋功，在这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十万大军终于聚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都热气腾腾的，队伍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她高兴了好多天，虽然很累，但干劲十足!

部队在懋功驻扎了好多天，直到1935年8月上旬，红军两大主力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时，才有开始行军的迹象。王新兰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右路军，要过草地了。

草地茫茫无边，看上去挺美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草绿绿的，可是，那里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相片删除了怎么恢复：方法一：最近删除中恢复：最近删除会将删除的照片另存30天。打开相册，找到最近删除，点击“照片”，点击“恢复”即可。方法二：如果错过了30天恢复，可借助通过iTunes备份恢复，开始扫描。找到并点击“扫描”，勾选要恢复的照片，点击“恢复到电脑”即可。)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有时还会下像核桃那么大的冰雹。谁也不知道走进草地会遇见什么。

王新兰背着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一根小木棍，踩着前边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

早就没有吃的了，队员们一停下来就四处找野菜，在脸盆里倒上一点点青稞麦煮着吃。到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连草根也没处找了。队员们饿得头发晕，一步一摇晃，两眼直冒金星。最难的`是宿营，王新兰后来回忆：“都是水，一块干地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拼搏，王新兰她们走出了草地，来到了毛儿盖地区的班佑。

部队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宣传队走在后面，一路不知掩埋了多少同伴。新兰也记不清自己采了多少鲜花，献在一个个战士的身边。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无数大哥哥大姐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在生命最后的光彩。

也是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与敌兵相互扭打在一起，到处是鲜血，到处在燃烧，到处是死人，那些昨天还在讲笑话、说故事的红军战士，一眨眼就血肉模糊了……红四方面军与敌人相遇，在百丈地区打起了仗。新兰和宣传队员们紧张地抢救伤员。

新兰和另一个宣传队员发现一个伤员，他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新兰，好像要和她说话。新兰趴在他嘴边听了半天，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活着……再听一听……你唱的《打刘湘》……”新兰扶着他的头哭着说：“大哥哥，你一定要活着，我给你唱一千遍一万遍《打刘湘》……”伤员好像听见了新兰的话，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新兰哭喊，但是他再没睁开眼。

冬天到来了，营地下起了大雪。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瓦片一样，堆在一起。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像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似的，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都连在一起了，白茫茫的一片。

寒冷更增添了部队的困难，有些战士伤还没好，又饿又冷，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新兰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红军不得不再次转移，又一次翻越了大雪山。

部队到了甘肃以后，跟红二红六军团又会合了。战士们异常兴奋，敲锣打鼓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战友们的到来。再一次相见让战士们热泪盈眶，新兰也高高兴兴地四处演出，慰问战友。她想，这一次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北上抗日了。一听说要北上抗日，新兰欢欢喜喜地随着部队，第三次走进了草地。

根据史料研究，王新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最小的女红军，长征结束时，她差3个月不到12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

红军长征中的六盘山之战和毛泽东的词《清平乐·六盘山》，国人众所周知，然而，六盘山下，一夜之间300多名红军将士突然死亡，却鲜为人知。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 民 党何炷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展开了一场激战。林彪、左权遂指挥一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战斗结束，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泽东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号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在袭击敌人的骑兵团，而后在洪德县城突围脱险时也未死伤一卒一兵，怎么会在脱险后的耿湾宿营地，无任何交火迹象的情况下，如此奇怪地死了300多人。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了，而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惊天命案！

毛泽东扼腕顿足,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谋害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300多名红军将士突然死亡的'死因，也有人联想到这些刚走出草地的红军战士，是因久饿后而饱餐致死的，但如此几百个人的同时没有任何痛苦的死亡，被否定了。究竟谁是凶手？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大都认为是国 民 党派遣特务投毒所致。可敌人在哪儿？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一切惊疑且坠入重重迷云中！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 民 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1935年4月27日，由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打下宣威。宣威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城市，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此时随红九军团行军的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说：“（红军）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两三只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云南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如下记载：在云南红军从富足的火腿栈房中，没收了好几千只火腿，就有数十里外的农民来领受这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他们又照这个办法分配了几十吨的盐。在贵州的时候，从许多地主和政府官吏们那没收了许多鸭子，红军天天吃着鸭子，直到吃厌了。从江西出发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银行里，带来了大批的南京政府钞票、银元与银块，在他们路过的穷苦区域里，他们就用这些钱来买所需要的东西。

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红军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装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老百姓总数不到百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当然不能达成，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1935年6月底，红军离开懋功以后，困难与日俱增。沿途荒无人烟，更无生意买卖，藏民大多数藏匿或逃走。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菜、荞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晚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

中央红军到达卓克基时，到了绝粮的地步。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早期青稞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除少数担任勤务的部队和伤病员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运动。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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